[5]See H.W.R.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0th ed.2009, p.17; Stephen G. Breyer, Richard B. Stewart, Cass R. Sunstein, Matthew L. Spitzer, 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gulatory Policy: Problems, Text, and Cases. Beijing: Citic pulishing House,2003, p.37. [6]上个世纪末论及法律保留的论文如藤田宙靖、李贵连、宋坚雷：《行政与法》，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

因此，将内容不明确归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例如，同样是责令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行政行为，有的法院认为须要指明具体的金额。

[14]  参见姜悌文:《行政法上之明确性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430～431页。[27]  参见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页。行政机关不得在行政行为履行后以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程序不符合其要求而否认相对人的履行行为。[10]  e.g. Heinrich Henkel,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2. Aufl., München,1977,S.437. 转引自邵曼璠:《论公法上之法安定性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71页。而哪些程序性义务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造成影响，应根据行政行为中设定的实体义务进行判断。

在比较法上，域外国家对此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做法。[37]  关于行政程序瑕疵的指正，参见杨登峰：《行政行为程序瑕疵的指正》，《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23] 许崇德：《依宪治国，执政为民》，载《许崇德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

赋予每一个字以宪法含义是公认的解释规则。[17]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二者之间，既有区别，更有不可割舍的紧密联系。同时，宪法序言区别于宪法正文的的语言学特点恰恰表明了事实性规范不同于拘束性规范的所在，表明序言的事实性规范的的特质。

宪法直接效力说意味着宪法序言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家的主人等基本政治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既属于事实性规范，也是拘束性规范。[3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普通法的影响，有些资料并不总是受法官的青睐，原因在于，秉持司法独立，法官认为只忠诚于宪法，而此处的宪法仅指制宪者制定的文字，即只有宪法文本才构成宪法，而非这些会议资料。

另一方面，该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身从未宣称过党章具有宪法地位，类同宪法渊源。德国宪法学家拉康德.黑塞在其所著的《联邦德国宪法纲要》一书开篇即言：如果想要研究现行宪法法律，首先必须理解它的研究对象——宪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领会掌握以及恰当解决现行实证宪法的问题。宪法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通常所说的‘一化三改总路线）作为国家的总任务，并把党所创建的基本制度和党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政策予以宪法化条文化。党章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个党章是根据列宁的党建学说，并且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而制定的，由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重要文献，内容包括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党的纪律等，不同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

宪法直接效力是指宪法规范无需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具体化，可对公民产生直接拘束力。[26] 其三，党章已经确认宪法是党性、人民性和国家性的统一。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 德国宪法学家康拉德.黑塞将宪法规范分为事实性规范与审查性规范。

[⑧]毛泽东的事实宪法论迥然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规范宪法论，揭示了各国宪法之所以成为规范的原因，属于实质宪法，而非形式宪法。实际上，序言的这些特点恰恰表示宪法是党性、人民性与法律性的统一，揭示出宪法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既具有学术性，亦具有哲学性。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可分为四个时期：革命根据地时期、建国初期和过渡时期即共同纲领至五四宪法时期、建设时期即75宪法至82宪法时期，以及改革时期即82宪法的五次修改。

78宪法之所以依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因为十一大尚未彻底肃清错误认识。除历次全体代表大会产生的政治报告之外，尚有诸多重要文件，这些文件成为宪法制定和修改的依据，是查明制宪者意图的直接参照。包括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人民权利、司法独立、经济和文化，无不出自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根据党中央倡议的。这四个时期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其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将中国革命史划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也就是说，这类规范不一定具有拘束力，但可以据此对法律秩序作出和谐一致的解释。

进入专题： 宪法解释 执政党文件 宪法渊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进宪法，这些条款的准确含义皆须依据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予以确定。

[1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加注重发挥宪法重要作用，把宪法实施提高到新的水平。[12]强世功教授认为，党章属于宪法渊源。

事实性规范是指那些具有纲领性和原则性的规范。一般认为，与宪法正文相比，宪法序言的政治性最强，故一些学者否定其具有法律效力，且序言的语言学特点带有纲领性、原则性和理论性。

二、宪法文本赋予执政党文件以宪法价值 我国宪法明确执政党的宪法地位是党的文件具有宪法意义的规范依据。其四，由于历史原因，部分政治报告一些重大问题如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有错误的，这些错误虽已经被纠正，但是作为文字依然被保存下来，该部分内容不应拘束宪法解释。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事实性规范不乏拘束性，以及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表现。

[③] 王叔文：《我国宪法实施中的几个认识问题》，载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编：《当代中国宪法学家》，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38页。宪法总纲第一条以间接方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其三，序言是一切组织和公民的根本活动准则。其二，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战胜艰难险阻的事实。

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序言没有法律效力，是因为序言陈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的事实，序言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原则性和纲领性，序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制度的根本任务属于执政党的意志，这些都非严格意义上的规范。[31] 在中共党史上，中国共产党共召开19次全体代表大会，24次重大会议。

[26] 参见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编：《中国当代宪法学家》，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76、277页。他们了解制宪目的，明确制宪意图，参与宪法讨论、批准宪法内容。针对部分学人认为宪法序言没有法律效力之说，王叔文教授和许崇德教授曾分别撰写文章，阐述其理由。那些否定宪法序言效力的主张意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质是否定党的领导。

[⑦] 宪典（宪德）和宪律的区别是宪法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学习和了解宪法的起始点。2018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一论述。

这即是说，任何违反人民主权原则的宣示与行为，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性质不容，须受到法律制裁。[21] 许崇德：《依宪治国，执政为民》，载《许崇德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

关键词:  宪法解释 执政党文件 宪法渊源 先有党的文件，后有宪法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宪法这一基本政治事实的文字叙事，故而体现执政党意志的文件在宪法解释中占据重要地位。也许言者无意，有口无心，但个中事实与真义须予深思。